《荀子》内圣外王之学对中国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上篇)

李 烨

(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38)

一、荀子与《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是战国时代的一代宗师,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刘向的《孙卿新书叙录》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又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孟子荀卿列传》虽然对荀子事迹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对荀子充满了敬意。

荀子是当时最有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总结诸子并超越百家思想,荀子所著《荀子》一书立足大儒之学,兼采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体系,推陈出新,承先启后,不仅成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更在先秦诸子学说中最为精要,尤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影响巨大而显著,同时对于中国历史之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铸造、中国国民情性之塑成,荀子之学都发挥了极其独特面重要的作用。

《荀子》一书有关《劝学》《修身》《不苟》以及《解蔽》等从学习、修身、虚一而静的内圣之法等,即有方法论又有方法,依此而行证,“涂人可以为禹”。《荀子》一书有关农、工、商贸、经济、环保以及礼法并治、王霸兼用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荀学外王事功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社会治国安邦、兴利除弊的重要思想资源宝库。他对于中国历代社会既讲“重本(农)抑末(商)”,又重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工商业的经营管理(重本不抑末),荀学是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价值。荀子一生积极传播和践行王道思想,对于构建中国清明盛世的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并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一书论说方面极广,张觉在他的《荀子译著》说:“纵观荀子全书,凡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语言学、文学皆有涉猎,且多精论,足以为先秦一大思想宝库。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

《史记·孟荀列传》中曾写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数万言而卒。”此书在汉代抄录流传有322篇,名《孙卿书》。初经刘向整理校定,去其重复290篇,定著32篇,名《孙卿新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孙卿子》即《荀子》。此书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其中《儒效》《议兵》《强国》等篇,似出弟子记录;附于书末的《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六篇疑为弟子所记荀子语及杂录传记。

《荀子》一书,批判性的集百家之大成,针砭时弊,力挽狂澜,创造性地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壹天下的系统方案,为大一统的中国社会的建设绘制了清晰的具体可以实现的蓝图,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智慧之光。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并且他们都从思想和行动上直接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

正如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所言,“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这些固然表示他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而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衍变。”

《荀子》一书为中国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其思想、见地、精神流芳两千多年,其含融的合徳达道的睿智精蕴虽星转斗移却日久弥新,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对于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修身齐家、富民强国实现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荀子之学“尤有功于诸经”

荀子博览诸经,深入研究,以群经教授弟子。

《荀子·劝学》言:“《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荀子认为群经是天下最为完美的典籍,形成一个整体,互为补充,融为一体。并对前人的总结基础之上,有体会有创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

荀子提出学习的群经的方法是:“隆礼义而杀《诗》《书》”。要尊崇礼义,以掌握群经中的礼义之道为本,而不能拘泥于群经的文字。他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荀子·劝学》)不实行礼法,只顾读死书,毫无意义的。

一句话,荀子要求人们学习掌握群经的精神实质——礼义大道,而不是死搬硬套群经的词句而忘其本。

荀子主张要活读书,“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荀子·荣辱》)凭借《诗》《书》《礼》《乐》的根本原则去实行、推广、运用,就能把各种事情办理好。学习群经要重神轻形、重本轻末。

荀子对于经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精神。廖名春著《荀子新探》讲……将儒家的一些原始性重要著作称为“经”,应起于荀子。在荀子之前,孔子、孟子对于《诗》《书》《礼》《乐》《易》虽然极为重视,屡屡引据,但从来都是直呼其名,谓之“《诗》云”、“《康诰》曰”。从《荀子·劝学》开始,才将儒家“六艺”统称为“经”。荀子说:“其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从下文可知,这里的“经”至少当包括了《书》《诗》《乐》《春秋》。《荀子,大略》又说:“亡于《礼经》而顺乎民心者,皆礼也。”可见“礼”也在“经”之中。

(一) 荀子与《诗》,注重《诗》之礼义精神

刘向《叙录》赞扬“孙卿善为《诗》”。荀子不但对《诗》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诗经》的传授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荀子认为学《诗》最重要的是掌握其“分”,即“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荀子·儒效》),也就是“礼义”。他主张“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略》),精通《诗》义不在于单纯称引词句,主要在见之于行动,他强调突出实践《诗》的礼义精神而看轻只称引它的词句。

荀子向弟子毛亨 (即大毛公)传授《毛诗》,毛亨传之于毛苌(即小毛公)。荀子还向弟子浮邱伯传授《鲁诗》。而《韩诗外传》引《荀子》者有44处之多,故《韩诗》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诗》的三家皆直接或间接地与荀子有关。《荀子》 32篇中,论《诗》14次,引《诗》83次。在先秦文献里,除《礼记》外,《荀子》引《诗》、论《诗》是最多的。

荀子引《诗》证言,活用《诗》之深义,目的还是为了促进落实于行动中的礼义之道。荀子认为引征《诗》容易为各国诸侯所接受,荀子顺应“大一统”历史的潮流,大力宣传“大一统”的主张,而《诗》里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依据。比如“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这是引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的诗句,《荀子》引用了3次,用以强调他的“大一统”的思想。

(此文下篇待续)

收稿日期:2018-11-20

作者简介:李烨,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文化学者,主要从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