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导决策中的时机把握艺术

吕锡月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在决策中,党的领导对时机的把握是基于决策经验和事实情况下提高决策水准、改善决策质量的重要能力,除了长期决策实践积累和理论知识学习以外,因为决策时机把握更多体现了领导者主观能动性,所以善于把握决策时机往往反映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关键词:领导;决策时机;艺术

党的领导决策对时机的把握,不仅影响决策是否能更有效率的得以贯彻,甚至有可能事关决策本身的正确与否,因为客观情况随时变动,要求决策也必须具有时效性,所以时机把握对于领导决策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相对于决策的内容,决策时机把握属于决策的外部属性,反映领导者决策经验与理论水平,更与个人判断密切相关,所以决策时机把握往往可以上升到艺术层面,成为领导艺术的组成部分。

以扶贫工作为例,扶贫的手段方法相对固定,但贫困存在的地域、形式、原因等要素各不相同,加之我国地域广大且东西部差距较大,各级领导如何掌握扶贫决策的时机成为扶贫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扶贫一直一来就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所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作方法,所以因循守旧,割裂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成为领导掌握决策时机首先要克服的困难。相对于东部地区信息畅通,贫困人口对自身处境有着充分认识,西部地区信息闭塞、许多人虽然早已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中处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线之下,但贫困民众对新形势下生活形态与追求缺乏认知,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满足下的实际贫困。如果认识不到这一实际情况,急于求取政绩口碑而盲目决策照搬东部扶贫工作的经验,必然不是一个良好的决策时机。作为党的领导必然不会放任贫困民众对自身低水平下的满足,向贫困民众宣传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并将当下中国与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介绍给民众,他们自然会认识到党和国家帮助其脱贫的合理性与重大意义,但这一适合西部地区扶贫工作的措施的决策前提是领导已然认清当地实际情况。只有贫困民众具备积极改善自身处境的要求,党和国家的帮助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落实到每一户贫困家庭,而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具体客观情况的掌握和分析,将成为西部扶贫工作能否圆满完成的关键。

相对于西部贫困群众主观认知水平较低给扶贫工作造成的客观困难,东部扶贫工作面临的客观实际更为复杂,各级领导的工作更加繁重。面对东部贫困人口多且相对集中的实际情况,领导事必躬亲了解实情必然效率低下,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杜绝领导主观盲动,在没有掌握足够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决策,另一方面,领导仍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研工作,这就要求克服慵懒。领导灵活掌握决策的范围和时机,换言之就是使决策与实际更好地对应,让决策时机掌握本身成为一项独立的技能,具有高于决策内容的艺术性,换言之,决策内容必须务实,而决策时机的掌握必定是领导统筹信息、协调各方才可上升到艺术的层面。

通过事例可以发觉,领导掌握决策时机必然要掌握四方面的能力,掌握客观实际,以理论分析实际,杜绝主观盲动,克服慵懒堕政。

一、掌握客观实际与决策时机把握艺术

党的领导掌握客观实际是影响决策时机把握艺术最直接的因素。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曾强调,领导“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1]实事求是作为我党一贯的工作方针,不了解客观实际绝对不能妄下决策。这里面就包含决策时机是否越快越好的问题,只有保证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才能是正确决策,而客观实际本身就带有时效性,单纯求快并不能说明决策时机把握的质量高,甚至决策迫在眉睫,也必须掌握客观情况。毛泽东就强调“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2]

领导掌握客观实际的途径有很多,但通过下级意见反馈是最有效率的渠道,所以这成为领导者掌握决策时机必须履行的步骤,而且收集下级对问题的认识本身体现了领导对下级的尊重。领导作出决策前寻求下级意见,一方面成为检查决策质量的最后一关,另一方面成为良好上下级关系的形成条件。

这里要强调人民群众作为领导掌握客观实际的重要渠道,同样是检验决策质量的根本标准。毛泽东曾谈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人民群众的尊重,是体现我党根本宗旨的关键,领导决策最后的受众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领导决策时机艺术往往反映在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具体方法方式之上。

急人民群众所急、忧人民群众所忧不仅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也反映了我们党在工作方法上的要求。领导决策的前提既然是掌握客观情况,那么客观情况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民群众,纵然通过下级的传达报告是领导了解情况的主要途径,但深入实际调研更是领导必须履行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发觉群众关心的问题,及时作出决策以解决问题。如果广泛存在的问题激化到一定程度才为领导熟悉,那必然不是良好的决策时机,所以领导高超的决策时机艺术与深入人民群众取得第一手资料也是息息相关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批评汀州市领导“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3]即使地方领导遭到批评改正了错误,也与人民满意、决策合理相距甚远,这就反映了领导决策时机必须要走在人民群众需求之前。

二、理论知识与决策时机把握艺术

如果说掌握客观实际是影响决策时机把握艺术最直接的因素,那么系统理论知识就是最基础的因素。决策时机的把握即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支持,也需要遵循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下的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时间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4]领导决策时机把握艺术就是党内约定俗成的产物,所以掌握决策时机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开始,注重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尤其要以党内经典案例作为依据,加强领导自身理论素养,强化掌握决策时机的能力。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是领导干部针对当下我国各类问题进行决策的根本保证,也是选取正确决策时机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5]如果决策并非马列主义分析后的结果,那么必然相悖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么再全面的决策也会出现方向问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如此决策在任何时机下都难言合理。

马列主义对决策时机的把握十分关键。唯物辩证法要求领导在决策时机的选择上要实事求是,在分析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更符合我国国情。以量变与质变为例分析,领导选择决策时机不可能完全掌握客观实际,所以需要判断每个具体问题需要掌握多少材料才能做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能否运用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判断所掌握的客观实际是否达到做出决策的时机。

领导能够将决策时机的把握上升到艺术高度,就必须先将夯实贯穿领导工作始终的基础理论知识,在保证决策内容完善、方向正确的基础上,基础理论知识无疑能否丰富选择决策时机的哲学内涵,切实将马列主义贯彻到日常决策中来。

三、抵制主观主义与决策时机把握艺术

把握良好的决策时机对于领导来说既要具备完整理论知识体系,又要谙熟客观实际状况,以便于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因为决策时机的掌握具有较强个人主观性,所以领导干部具备了过硬素质之后,往往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窠臼,形成决策时机过犹不及的局面。

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运动时就发现,“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6]领导干部在长期从事决策工作后,会形成独有的决策风格,对于讲求效率、注重效果的领导工作来说,这无疑会降低领导者的工作负荷,但久而久之,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容易滋生。客观实际具有时效性的特点,这就要求领导掌握决策时机的同时要做到对症下药,但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往往自恃见多识广,以提高决策效率为名,随意决策。这一就将把握决策时机绝对化,将其看做只关乎速度的个人行为,完全忘记了决策是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大事。

避免主观主义在领导工作中的影响长久以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问题一直被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主观主义对我党事业巨大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各个阶段我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到后一阶段。这实际上也提示领导在决策中把握时机要注意一般中的特殊,即要在实事求是等普遍适用的指导原则下进行决策,又要注意决策对象是否准确、决策内容是否全面,只有这两方面工作扎实,才是最好的决策时机。

四、抵制懒政堕政与决策时机把握艺术

条件不成熟盲目决策当然不是正确的决策时机,但条件成熟后犹豫迁延不做决策,更是当前时段频繁出现的情况。

这种思维主要是基于两种原因,其一是担心决策却有纰漏,需要再三斟酌才能做出决策;其二是担心责任太大,不愿意承担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二者都会使决策错过最佳的时机,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担心决策内容的领导,要强调决策本身与客观事实的辩证关系,任何决策都不可能绝对意义上掌握客观实际,而决策的实施也不可能绝对适应客观实际。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提到,“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总是有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7]这就说明决策也需要逐步实施,任何正确的决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无需为有可能的负面影响踌躇不前。须知,以充分考虑客观实际为由耽误决策的最佳时机并不能掩盖领导工作中的失误。

对于懒政堕政、不敢担负领导责任从而措施最佳决策时机的领导者,引导的重点就是强化领导的“使命感”“责任感”,使其找到自身定位,明晰权责统一。不过也要注意,这种怯于责任而措施决策时机的情况,是否出于对工作调配的不满。毛泽东曾强调消极怠工主要原因是缺乏教育,但也有上级“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8]的可能,这也为抵制懒政堕政对决策时机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分析。

领导决策时机的选择作为领导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往往成为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流程,从艺术的角度剖析这项工作,一方面可以给领导选择决策时机提供新因素,促进这一工作的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将遵循客观、规则的决策时机上升到艺术的高度,用艺术包罗万象的属性适应时代的发展进步,将领导对决策时机的把握更加精准。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1.

[2]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1:1441.

[3]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91:137.

[4] 习近平.守纪律讲规矩[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C].外文出版社,2017:152.

[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1:815.

[6]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91:92.

[7] 毛泽东.矛盾论[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91:311.

[8]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91:93.

收稿日期:2018-09-01

作者简介:吕锡月(1990—),男,山东聊城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民国史。